大学教师马云和中国黄页
         
        同是在1995年4月，另一个浙江人也因为互联网开除了自己，今天的他也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领袖之一，这个浙江人叫马云。
         
        1964年9月10日，马云生在杭州。父母是半文盲。马云英文很好，但数学不好，高考考过三次，最后上了杭州师范学院。考上大学，只论英语，马云从此如鱼得水，很快当选校学生会主席，随后当选杭州市学联主席。1988年毕业，马云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学院，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并成立了一家外语翻译社——海博翻译社。
         
        1995年初，马云受托，作为翻译来到洛杉矶沟通落实一起高速公路投资，未果。马云从洛杉矶飞到西雅图找他在杭州电子工学院认识的外教比尔。信仰互联网的比尔领马云去西雅图第一个ISP公司VBN参观。
         
        两间很小的办公室，猫着5个对着屏幕不停敲键盘的年轻人。马云不敢碰电脑。公司的人帮马云打开Mosaic浏览器，键入Lycos.com，对马云说：“要查什么，你就在上面敲什么。”马云在上面敲了个beer，搜索出了德国啤酒、美国啤酒和日本啤酒，就是没有中国啤酒。马云敲Chinese，返回是no data。马云被告之，要想被检索到，必须要做个主页。 
         
        马云请对方给他的海博翻译社做个主页。晚上，马云回来收到5封回信。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的客户来问翻译价格，最后一封来自海外的华侨，是个留学生，他对马云说：“海博翻译社是互联网上第一家中国公司。”马云感到了互联网的神奇，他和VBN公司约定：对方在美国负责技术，自己到中国找客户。一起来做中国企业上网。 
         
        1995年3月夜。杭州马云家坐着24位朋友，都是马云4年来在夜校教书时结识的外贸人士，马云想听听这些做外贸的人对互联网的商务需求。马云开始宣讲互联网，马云讲了整整两个小时。马云讲完，朋友们问了5个问题，马云都没答上来。23位朋友反对马云干互联网：“你开酒吧，开饭店，办个夜校，都行。就是干这个不行。”只有一个人说：“你要是真的想做的话，你倒是可以试试看。”这个人叫宋卫星，后来成为中国黄页的股东，但到1995年年底就很快撤出。那个时候，互联网太神秘了，很少人能看到其中的价值。
         
        马云没听他们的，第二天一早，立即向学校辞职，向亲戚朋友凑足10万元注册公司。然后，马云给杭州电子工学院计算机教师何一兵打了电话，何一兵1994年年底就上互联网，是浙江乃至全国最早上互联网的一拨人，也是CFIDO上面的成员，是个对互联网技术有感觉、有领悟的高手，属于我们说的极客。后来何一冰离开马云单飞，曾创办过企业博客网。
         
        1995年4月，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三名员工是马云、马云夫人张瑛和何一兵，何一冰技术入股，前文提到的宋卫星则资金入股，他们两人股份都不大，各占10%，剩下的全是马云两口子的。1995年5月9日，中国黄页上线，马云开始从身边的朋友做生意。马云的生意经是，先向朋友描述互联网怎么怎么好，然后，向他们要资料，再将资料寄到美国，VBN将主页做好，打印出来，再快递寄回杭州。马云将网页的打印稿拿给朋友看，并告诉朋友在互联网上能看到。中国黄页当时的收费标准是，一个主页3000字外加一张照片，收费2万元，其中1.2万给美国公司。
         
        1995年的时候互联网没多少人知道，马云就开始搬出比尔•盖次来忽悠，比留洋归来的田溯宁要本土一点的是，马云把Internet直接翻译成了一个中文名字——因特乃特网。在一次外出游说时，有人问他，“你说的因特乃特，跟《国际歌》里的英特纳雄耐尔有什么关系吗？”为了鼓动别人参与他的事业，马云拿大家熟知的比尔•盖茨来说事儿，他说，“比尔•盖茨说了，因特乃特网将改变人类的方方面面。”很多年后，他承认，“这其实不是他说的，是我说的。1995年全国刚刚知道Internet，但是我说马云说的话没有人相信。其实，1995年的时候比尔•盖茨是反对Interne t的。”
         
        到了1995年年底，经过8个月的苦苦打拼，马云公司的账目已经接近平衡，营业额也已突破100万元。不过此时，马云的“中国黄页”在一夜之间冒出来了许多“敌人”，这当中还包括承接杭州Internet接入服务的亚信。亚信差点成了中国黄页的死敌，幸好田溯宁觉得做这块不但与中国黄页比没有优势，就是与杭州电信比也说不清鹿死谁手，另外当时亚信关于互联网工程的项目接的手发软，于是很快就退出来了。
         
        那时与马云竞争最激烈的当属杭州电信。“一山不容二虎”。杭州电信有着非常好的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马云却一样都没有。杭州电信利用中国黄页(chinapage.com)已有的名声，做了一个名字很接近的网站，也叫“中国黄页”（chinesepage.com），借以分割马云“中国黄页”的市场。
         
        马云别无选择，1996年3月，中国黄页将资产折合成60万元人民币，占30%的股份；杭州电信投入资金140万人民币，占70%的股份。后面的结局可想而知，中国黄页被收编了，马云套现走人，去了北京，帮外经贸部做网站，再之后的故事是，1999年2月，马云回到杭州，用从杭州电信套现和在北京外经贸部打工的钱在杭州买了套房子，并纠集他的创业团队一起凑了50万，创建阿里巴巴。
         
        按照马云当时的现金实力，马云完全可以自己全资创办阿里巴巴，但马云却没有这么做，原因很多，最合理的解释是，马云更多只是这个团队的领袖而已，对具体怎么做网站一窍不通，因此，需要让这些人帮他，但很显然，如果只是单纯的雇佣关系，马云不仅要按照市价付出高额的工资，而且也无法保证自己的这个团队不被人挖走的，因此，他很聪明的选择了让大家集资凑钱，人人都是创始股东的做法来降低成本，提高凝聚力，小个子的马云从一开始就比其他人要看得远。

田溯宁和丁健把Internet带回家
         
        丁磊所参与的CFIDO只是个Internet的替代品，马云所做的Internet生意一开始也不是一个纯互联网生意，在商业模式上也更多只是利用杭州没有开通互联网先做圈地运动。这怪不得两位日后成为中国互联网领袖的大人物，1995年的中国互联网，还处于边建设边开发的草莽期，这一年最重要的人物当属亚信的田溯宁和丁健。田溯宁和丁健和极客丁磊和商人马云不一样，他们有着另一个身份——海归。海归、极客、商人成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中的三大特色群体，他们共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的波澜壮阔。
         
        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发轫与1994年10月的一个越洋电话有关，电话的这端是先期回到中国负责前期业务拓展的丁健，电话的那端是在美国达拉斯某医院等待自己女儿诞生的田溯宁。电话的内容是丁健给田溯宁通报他们最终很意外的接下了世界三大电信设备运营商Sprint承建的中国电信北京、上海两个节点的分包单。
         
        接完电话，田溯宁得到另一个好消息，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宝贝女儿，田溯宁给女儿起名叫Stephanie。Stephanie是王冠、花环、皇冠的意思, 也是荣誉的标志。起这样名字的人多是个理想主义者，敏感，喜欢在轻松的环境里工作，有分析头脑，做事专心。这也是田溯宁的个人性格写照。
         
        名字对一个人多少是有暗示作用的，寄托了父辈的期望。田溯宁的名字意思是“记住列宁格勒”，这与他的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生相互呼应。田溯宁的父亲田裕钊和母亲刘恕都是留学苏联的生物学学生，他们1954年在列宁格勒的林业技术学院初次见面，并最终相恋。田溯宁的父母为其取这个名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无论什么时候看到或想到儿子都能想起那一段快乐的时光。1960年，田溯宁的父母回到国内，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研究员的工作，并于1961年在北京结婚；两年后的1963年，田溯宁出生，因父母都随即前往到甘肃兰州的研究所工作，田溯宁不得不被送到沈阳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
         
        田溯宁在辽宁大学读的本科，这和他童年在辽宁沈阳长大有关，专业是和父母一样的生物；在辽宁大学，田溯宁收获了爱情，他与辽宁大学生物系的另一位名叫孔芹的女同学于1987年结婚。
         
        田溯宁本科毕业后进了中科院读研究生，田溯宁本就是中科院子弟，这顺理成章，再后来，田溯宁选择了出国，这也理所当然。田溯宁研究生班上30个人中，有25个选择了出国，清一色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完成更高等级的学业。1988年，田溯宁作为25分子之一，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的德州理工大学。
         
        在德州理工大学，田溯宁没有选择读生物，而是读起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学位，田溯宁建立起中国生态学家海外俱乐部，最多的时候这个俱乐部聚集了大约三百多人，1990年初这个俱乐部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环保方面问题的书籍。这个俱乐部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第一个环保组织，如今将根据地回到内地。这个环保组织后来演变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目前是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环保组织。
         
        田溯宁第一次创业与其学的环境保护有关。根据田溯宁的回忆，在一次赴环境保护专业会议的途中，田溯宁遇到一位北美草原分类协会的会长。聊天时田溯宁得知他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进行支票扫描，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下飞机时，两个人创业的思路已经成型了。随后两人合伙成立了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BIS)公司，这个会长拿出20万美元作为注册资金，双方各占50％的股份，田溯宁负责市场营销和公司管理，对方负责技术。半年之后，公司做不下去了。这时，公司账面上还剩下16万美元。按照法律，虽然田溯宁当初没有投入一分钱，但由于拥有这家公司一半的股权，最后还拿回8万美元。这样的故事，对当时的田溯宁和很多中国人来说都很惊奇，田溯宁一下子对合伙人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让田溯宁有了超过寻常人的合作精神。
         
        田溯宁从一个环保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互联网的信徒缘于一次去听戈尔（当时还是参议员，后来是美国副总统）的演讲。田溯宁本来是想听环保主义者戈尔讲环保的，可戈尔通篇讲的是一个新奇的名词——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宁知道戈尔的父亲完成了州际高速公路的法案，现在他的儿子谈的是另一种型态的高速公路——信息超级高速公路。田溯宁曾用过德州理工大学的网络，但是戈尔形容的网络是他完全没有想过的。戈尔说，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如果成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将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田溯宁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缩短中美两国差距的良好机遇，于是他把自己的未来调整为做帮助中国建立起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愿景中去，田溯宁为此写了一篇长文《影响深远的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发在1993年的《光明日报》上，是中国最早介绍这方面的文章。
         
        现在这个想法看起来很正常：互联网将会改变整个世界，如果我们中国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的国家将由此获取与世界同步的机会。然而在1993年田溯宁着眼于互联网时，没有人能确定互联网以就此延续下去。
         
        要知道田溯宁做的事有多么不可能，可以想想看当时甚至都还没有网景和雅虎 。在那时，只有少数人拥有调制解调器 ，如果有的话，传输速率也都不会超过2400bps 。网景的联合创办人马克•安卓森曾经撰写过一个到现在都还非常著名的Mosaic浏览器，但是他在一次访问中说，“这份工作很有趣，但是没有人把它当做一回事。”那时大多数的人认为互联网是“一项娱乐——一项提供给笨蛋、科学家和打字员的娱乐。”在美国，互联网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想法。而在1993年的中国，甚至未曾接入Internet，希望用一个绝大部分人都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去实现所谓的赶超世界先进脚步的梦想，看上去那是近乎愚蠢的行为。可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是我们错了。
         
        像一个先知一样，田溯宁很早预见了Internet的潜在可能，他不断地写信给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告诉他们这项科技能够彻底地改变中国。田溯宁决定说服他的合作伙伴和他一起回国，当然还有他的家人。
         
        田溯宁想和伙伴们一起把Internet带回自己的祖国，这点没有问题，他的伙伴们都是受回去报效祖国的美好愿望而聚集起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田溯宁的女儿史蒂芬妮还刚刚诞生，不便跟随他去中国。最后他们终于决定让孔芹留在德州，而田溯宁将回到国内。这样的安排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长时间的分隔两地。更确切地说，田溯宁会错过史蒂芬妮说的第一句话，以及她所踏出的第一步，对一个父亲来说，这真是件遗憾终生的事情。
         
        为了这次的回国，田溯宁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他专注于世界科技与经济，更深入地学习关于Internet的知识，并分析他在中国所能从事的科技产业。田溯宁在美国大学校园的BBS的环境讨论分区之外，还附加了一个讨论区，专门讨论中国信息科技业界的前途。这个讨论区，第一个登录的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丁健。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丁健和田溯宁在网上一交谈，知道他们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关心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甚至包括对于科技与企业家精神的兴趣，都极为相似，他们两人也最终一同成为亚信最重要的两个创办者。
         
        丁健的英文名字是James，这个名字是1988年到美国念书时取的。丁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计算机科学学生，在北京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一个朋友鼓励丁健申请进入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同时靠着他的计算机经验，在学校的计算机研究室找到了一个系统管理者的工作。当时IBM捐赠了一些网络卡和系统软件给学校，著名的局域网软件提供商Novell也捐了一些操作系统，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使用它们。丁健读完使用手册后，在1989年装设完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第一套局域网络。关于丁健天才的故事很多，其中一个是在北京大学上学时他经常逃课，线形代数课从来没上过，只是考试前3天把教科书上的题目全部做了一遍，期末考试时就拿了满分。田溯宁也对丁健的智商表示叹服：亚信刚刚成立时，由于资金有限而请不起律师，丁健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法律的基本知识全部掌握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亚信的法律问题都是由他出面负责。
         
        在1990年加州大学硕士毕业之前，丁健将整个校园网络连接上了Internet。随后，他在位于达拉斯的德州大学担任系统分析师的工作，在这里，他第一次真正见到田溯宁，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块就讨论关于合伙开设公司的构想。
         
        田溯宁是一个超级鼓动能手，他外表憨厚，面相老实，给人很真诚的感觉，而又口吐莲花，视国家兴亡为己任，这让他很有鼓动力。有一个在坊间流传很广的段子：车子在大路上前进，突然遇到一个大坑，按田溯宁的性格就会鼓动整个车队的斗志，大声喊，没有退路，冲！而丁健则会停下来，看是否能够绕道或者铺路过去。这样行事截然不同但内心无比接近的两个人联起手来，他们计划开创一番新事业，至少在当时，他们雄心勃勃。
         
        田溯宁从未忘记他要返回中国的目标，虽然他还没有找出跃过这片海洋的方法。他和丁健一起思考对策，“我们要如何将这项科技带回家”。回到德州后，田溯宁和丁健从路伯克市搬到了达拉斯的明天大道，在那里他们创立了企业发展国际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简称BDI）。公司的宗旨是：串联全中国。很宏大，但这最后也成为现实。
         
        这家公司是一个叫刘耀伦的华人投资的，刘耀伦在美国做房地产，是美国最成功的中国商人之一，也是华人圈子里的热心人士之一，他给田溯宁、丁健投资的故事颇为经典：一次三个人一起吃饭，饭后田溯宁和丁健抢着买单，博得刘耀伦的好感，从而获取50万美金的投资，并约定做非房地产之外的其他业务。

         Sprint将北京、上海节点的工程转包给亚信到1993年初，田溯宁所提出的计划，更多是希望建立一个称为亚信日报（AsiaInfo Daily News）的公司，其内容为电子布告栏的副产品，计划是提供着眼于中国的新闻订阅服务。公司同意试试看。到1993年年底，亚信日报终于成立并开始运作，亚信日报的内容包括有翻译过的政治、娱乐和金融新闻，都是与中国相关的讯息。丁健负责技术部份，田溯宁则负责管理、市场以及营销，但订户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两个人可能是第一批了解早期的中国人是不会为了互联网上的内容而付费的企业家。
         
        亚信日报并不成功，但为他们赢得了小范围的名声。1994年9月，中国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部长布朗签订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协议中规定电信总局将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两条64K专线（一条在北京，另一条在上海），这个互联网结点建设工程需要有人为当时的邮电部中国电信做中文培训，Sprint找到了亚信。虽只面对7个受训的学员，未脱书生气的亚信团队仍用两个星期，准备出三厚本资料。就这样，他们与Sprint建立了最初的合作关系。
         
        Sprint是全球三大电信巨头之一，后来名满互联网的风险投资人的阎炎也曾在1994年前效力过这家公司。不过，这一次，他们为自己的傲慢和疏忽付了惨重的代价。与中国电信签好合同的Sprint对中国新兴的Internet市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原本委托一家马里兰的咨询公司负责，但只是帮忙检查工程方案的亚信很快便凭借着自己的嗅觉发现对方的设计完全错误，从而赢得了Sprint的信任，Sprint于是把这个项目转包给亚信。这个单子最初是400万美金，给亚信的时候只有20万美金。
         
        Sprint的这个单子虽然只有20万美金，比起亚信最早在国内接的220万美金的深交所网页系统的单子，只是个零头。但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这奠定了亚信日后的商业模式——做互联网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也由此形成了亚信最早的创始团队。
         
        亚信最早的创始团队是一支互补性很好的团队。最年长者刘亚东负责管理，刘亚东曾经是美国某大公司的经理人。他加盟亚信的故事很有趣，刘亚东本是美国万通的总经理，他一直很看好田溯宁和丁健，知道这两个年轻人要投资，于是带着二人去见万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当时到美国来做投资业务学习的王功权，王功权虽然没有太听明白田溯宁和丁健想做什么，但被他们的热情给感染了，给了他们25万美金，占8%的股份，并把同样激动的刘亚东一起送去了亚信。王功权的逻辑是，既然刘亚东这么看好亚信，为什么不一起呢？
         
        来自邮电工业总公司的郭凤英有很强的销售经验，亚信早期的销售几乎全部仰仗于她；而丁健、赵耀、张云飞研究技术，张云飞系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哈佛大学的博士后，曾在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负责系统分析、咨询和项目管理，也曾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赵耀系北京大学毕业生、纽约州大学博士，纽约大学的资深系统设计师。统领众人者，正是充满理想的田溯宁。这在当时，是一支梦之队。
         
        如前所言，在北京、上海电信开通两个节点一开始只是中美两国之间加强相互开放的一种交代而已，在1995年当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大新闻，更无法称之为事件，但在一部中国互联网史中，这一事件却成为中国互联网诸多事件的开端，成为一个历史时刻。
         
        亚信在北京、上海连接Intenet这笔业务要做的是：购买整套网络设备，调制思科501路由器，通过卫星连到美国，北京、上海之间用DDN光纤专线连接，然后，在上面开通电子邮件、Gopher（在Google等搜索引擎出现前的搜索应用）、新闻组（主题性召集，类似现在很多网站提供的小组服务）、telnet（远程登陆）等Internet服务。
为支持这些服务，亚信要在服务器端开发一些软件，但开发量不大，因为Unix操作系统本身有很多现成的软件可用，另外还有很多免费的软件。亚信写的第一个软件是中文telnet软件，用颜色命的名，叫“粉”。
         
        亚信同时需要让中文在Internet上传输，Internet上第一个传输中文的IETF标准 是亚信制定的，在此之前，Internet上没有传送中文的统一标准。
北京、上海试验网使用的路由器只有16个拨号端口。16个拨号端口意味着只能允许16个用户同时上线。北京、上海加在一起一共32个拨号端口，一个端口大约能支持10~29个用户，所以，此网络最多能够支持500个用户。不过，对于当时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今天看来，这些工作并不复杂，即便在当时，尽管流传着只要能把Internet拼出来就可以到亚信上班的段子，但也只是因为缺少人熟悉和了解Internet而已，也无法证明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些工作是多么的复杂，具备多高的技术门槛。它的意义在于，之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互联网连接都是限于小众层面，上Internet的人更多是因为拥有某种特权，而现在，这种特权开始因为田溯宁和丁健的努力而开始消融。
         
        虽然北京、上海这两个电信节点的开通也不是为了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这更多是因为一种承诺，是中国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的部长级会谈的结果。但此举有如打开了大众对Internet无比渴望的黑匣子，提供了一条公众对互联网进行连接的有效路径。

承建Chinanet  亚信四处开花
         
        1995年一开春，邮电部将中国电信这块牌子注册为独立法人，这是邮电部将电信部门分拆出来独立大发展的强烈信号。中国电信下属的各个地方电信局 都很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都在积极的为自己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Internet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辽宁省电信局找到亚信，要建沈阳、大连两个节点，辽宁电信的态度是：“不管怎么建，只要能连到Internet上就行。”如前所述，辽宁是田溯宁的半个故乡，故土召唤，田溯宁乐于前往。
         
        浙江电信也要建杭州节点，连到上海。当时在中国只有两家公司能够做Internet系统集成，一个是亚信，一个是Sprint。浙江电信数据分局的局长谢峰寻思：“Sprint在中国的第一个Internet单子都交给亚信做了，我再将单子交给Sprint，它是不是还会转交给亚信做？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亚信呢？”
         
        辽宁和浙江的这些项目都不大，几十万美元的规模。亚信接到的第一个大单是1995年8月签下的广东省Internet网，7个节点，近300万美元投资，只是时间要求的很紧，10月1日需要试开通，1996年1月1日需要全面开通。
         
        广东省网尚未建完，1995年11月，中国电信就与亚信签约，建设ChinaNet，这是一笔800万美元规模的合同，全国33个省会级城市都要连通。
         
        为了更好的拿单，亚信采取与中讯合作，以亚信中讯的名字一起与电信打交道。中讯也对亚信最后拿下上海热线等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亚信运气不错，至少在市场对手方面，当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劲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Internet业务属于新兴业务，懂这块业务的公司本来就不多，海外的强敌Sprint又因为他们的轻视而在客户那里失分，国内可以算得上劲敌的华为和UT斯达康都没看上这块，前者在帮着给电信卖交换机，后者虽然有孙正义的投资，进入互联网较深，包括承建了他们投资的吉通网的Internet部分，但更多仍是做基于电信的软件系统和部分设备的销售，最终没有成为亚信的正面对手。
         
        各地电信乐于进行进行互联网方面的建设和实践，还在于1995年也是中国电信最大对手联通高歌猛进的一年，新技术新趋势的诱惑加上来自对手的压力，使得中国电信不得不加紧对互联网的投入。
         
        关于中国电信上马互联网业务是如此仓促的佐证还在于，在分拆出中国移动后，负责与互联网业务对接的各地电信的数据分局在中国电信新的一轮组织结构调整中荡然无存，被肢解到其他业务单元中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联通、吉通等公司的创办和成立，至少从推动电信垄断和更加高效来说，是有其正面意义的，特别是对中国互联网来说，中国电信在1995年开始迈出的一小步，却成就了中国互联网的一大步。